三家联合演习暴露的问题,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联盟表面的裂痕和内在的磨合需求。同样,它也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,在陆家寨内部激起了关于“规则”的涟漪。
演习结束后的第五天,关于《三家联军协同作战暂行条例》的第一次正式磋商,在格物院分部的议事厅举行。慕容芷派来了她的族弟慕容铭,一位三十余岁、气质沉稳的将领,同时精通律法。韩铁手则亲自到场,显示出对此次规则制定的高度重视。陆家寨这边,陆弘、沈元舟、柳明漪出席,周平和孙虎作为一线指挥官代表列席。
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务实而略带争执的气氛。
第一个焦点:联合指挥部的架构和指挥权。
慕容铭提出:“联军最高指挥,应由三家轮流担任,或由兵力贡献最大者主导,以确保决策效率和权威。”
韩铁手则倾向于设立一个常设的“三人军事委员会”,所有重大决策需委员会一致通过,避免一家独大。
沈元舟从实战角度反驳:“战场瞬息万变,等委员会吵出结果,战机早没了。必须有一个明确的、单一的最高指挥官,在紧急情况下拥有临机决断权。这个指挥官的人选,可以事先约定,或根据战役具体情况公推,但指挥体系必须扁平、高效。”
陆弘没有直接表态,而是让柳明漪将三种方案的优缺点列成表格,并附上推演中因指挥不畅导致的几个战例。
经过整整一个上午的争论、妥协,最终达成初步共识:成立“前线联合作战司令部”,设司令官一名,副司令官两名(通常由非司令官所属的另外两家代表担任)。司令官拥有战役层面的最高指挥权,但涉及重大兵力调动(超过总兵力三成)、改变既定战略目标、或接受重大伤亡等决策,需与副司令官协商。司令官人选,原则上由三家根据战役规模、地形熟悉度、将领能力等因素事先协商确定,若无法达成一致,则由抽签决定。同时,建立参谋联席制度,三家参谋人员共同制定作战计划。
第二个焦点:后勤与物资。
这涉及到更实际的利益。韩铁手关心成本:“韩家出产的箭矢、粮草调拨给慕容家使用,如何计价?损耗如何计算?战后如何结算?”
慕容铭则强调应急性:“若我慕容家骑兵箭尽粮绝,最近的韩家仓库难道见死不救?事先计价繁琐,能否建立一种‘信用额度’或‘战时统筹调拨、战后按比例分摊结算’的机制?”
柳明漪拿出了统筹司预先核算的几种模型:按次计价、定额摊派、信用记账、实物补偿等,并分析了每种方式的优缺点和可能引发的纠纷。
最终,决定采用一种混合模式:每家战前提供一份本战役可贡献的后勤物资清单和期望的补偿方式(实物或折算其他资源)。由联合作战司令部后勤处统一协调,建立物资池,按需调配。战后根据实际消耗和事先约定的折算比例,进行三方结算。同时设立一个小型的应急储备,无需事先申请,但动用后需及时报备并说明理由。
通讯标准、伤员处置、战利品分配……一个个议题被提出、讨论、争执、妥协。会议开了整整三天,有时甚至争论到深夜。茶水换了一壶又一壶,记录的纸张堆了厚厚一叠。
陆弘大部分时间在倾听和引导,确保讨论不偏离解决问题的轨道,避免沦为纯粹的利益扯皮。沈元舟则不时从军事角度给出犀利点评,打破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柳明漪和她带领的文书团队,高效地整理着各方意见和数据,为决策提供支撑。
这个过程虽然繁琐,甚至有些枯燥,但意义重大。这是三家第一次坐下来,不是为了眼前的战斗,而是为了长远的合作,尝试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。每一次争吵和妥协,都是信任的积累和磨合。
就在联军条例磋商的同时,陆家寨内部,关于《管理暂行条例》分则的讨论,也在柳明漪的主持下,以更和风细雨但又扎实的方式展开。
她并没有立刻召开全体寨民大会,而是采取了“从骨干到群众,从试点到推广”的策略。